澎湃新闻：跟着谭先生编撰工具书，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葛剑雄：自己这些年跟着谭先生，在学术上学到的是一定要严谨，不同的成果要有不同的标准，而且一定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我也是用这些去要求我的学生，我当史地所所长的时候，也这样要求我们的同仁。谭先生还说，工具书就那么几个字，不能用过多的形容词，不容许有一句一字的空话。工具书容不得水分，有些可放可不放的话，可用不用的词，就拿掉。谭先生自己也写通俗、普及性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这对我影响也是很深的，所以一般我自己写文章，哪怕是写普及性的短文章，我也觉得水分要挤干。通俗不等于水平低，通俗不等于水货。人家说我很多文章都写那么短，我说这个文章可以了，不见得长文章就好。我前面也说了，编工具书不是谭先生唯一的工作，但不管是什么工作，谭先生一以贯之，都是这样一种工作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我的学术生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澎湃新闻：对于《中国历史大辞典》这样的编撰方式，您作何评价？葛剑雄：我们以前像《中国历史大辞典》这种集体任务有它的好处，可以集中历史学科各分支一流的人。但是也有它的缺点，就是我讲的，大家的工作态度不一样，有的是认真做的，有的不过奉命参加。还有政策上的问题，这些人都属于各个单位的。“文革”前，只要是中央要做的事，大家没有不认真的；“文革”以后，特别到后来，人家已经逐步不买你的账了。今天再看，我们进行人文学科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用自己组织申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集体项目的弊病，但是又会碰到新的矛盾。现在这种方法，大家追求的是“短平快”，追求的是“轰动效应”，而不是扎扎实实做工作。另外，自己组织团队或一个单位组织团队，往往弥补不了本身的先天性缺陷。比如像我们当时编历史地图集，就碰到这个问题了。像西藏、蒙古，不单是汉文的资料，还要依靠民族文字的资料，以及一些调查。当时依靠大项目协作，西藏的资料就找专门研究藏学的；蒙古的就找蒙古研究专家，这样就可以弥补。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组织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缺陷都弥补上。我们今天看这一段历史，应该实事求是，要发扬当时大项目这种学术精神，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学术放在第一位；但也要避免弊病，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力量，也要兼顾合理的个人或者小团体利益。澎湃新闻：《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过程长达20年，撰稿学者多达786人，这部辞典是集中几百位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而编纂辞典是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的，很多作者为了编辞典而无法投入更多的时间写学术论文和专著，您觉得以20年的时间编纂一部工具书，对学者来说是否值得？葛剑雄：那要看你用什么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了。我在谭先生传记里也写到过，当时杨宽先生跟谭先生讲，“你这个年纪还要去见那些人，干什么呢？我的经验就是从来不做具体的事，所以我个人的书一本本地写出来”。谭先生也跟我讲，杨先生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集体的事能不做吗？这就看怎么选择了。如果从个人的学术成果出发，那么当然是不要去承担这种项目。这种项目大量的事情都是要解决人家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学术问题，但谭先生总是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谭先生出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历史大辞典》能达到现在的水平吗？其实，有关部门应该帮助平衡这些一流的专家的工作。如果当初主管部门把有些事情交给其他人去做，也许谭先生会留下更多的学术成果，也许更有利于其他编委会成员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个人是很难处理好这个关系的，就看你自己的价值倾向是什么了。谭先生晚年也跟我讲，他不后悔做这些事，他甚至讲，要是我不做这个事，只做历史地理，恐怕在中国知道我的人会更少，因为我们本身的学问是比较偏的。实际上这个话就是辩证的关系了，尽管个人的成果肯定是少了，但是对国家的贡献、对学术的贡献实际上是更大了。澎湃新闻：《中国历史大辞典》16开汇编本已经出版20年，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和增补？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修订和增补？葛剑雄：《中国历史大辞典》要不要修订？肯定是要的。因为它正式出版到现在已经20年了，实际上有的部分定稿更早。二三十年来，一些已经证明是错的概念，当然要把它纠正过来，新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包括进去。当时有“两说”的，现在已经证明只有“一说”了，这种当然要修改。有很多今天的名称也不同了，拿我们历史地理来讲，当时的很多地名都改掉了，有的是区划等级变了，县变成市了，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改掉了。像这种情况，如果不修订的话，非专业性的读者就会弄错。有些地名因为考古或者文书的新发现，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我前面讲到秦朝的郡，前几年考古发现原来秦朝还有“洞庭郡”，先前没有收录过，那么现在发现了，而且是确证，那么就更应该修订了。工具书多少年修一次是有惯例的，20年到了应该修订的时候了，这是必要的。但是用什么办法来修订呢？我想不用像当年那样兴师动众，成立很大的班子，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另外现在社科院历史所也不可能再像当初那样组织全国的力量来做了。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怎么处理知识产权上的问题。比如说某个条目，如果由原作者改，那么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找其他人来改，这条目的知识产权算是原作者的，还是修订者的呢？以后这个效益算在谁头上？以前无所谓，组织叫你做，没人计较，那么现在知识产权法已经都很明白了，你得要体现出来。所以我主张走市场化道路，由出版社来组织修订。工具书并不一定要一流学者来编，只要具有一定的水平，认真负责，那就可以做。现在信息比较发达，可以检索，通过收集二十年来一些重要的、相关的论著来对照，只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就可以做修订了。出版社也可以对修订者做一个判断，有的条目可以注明某某人编写，有的如果证明前人完全错了，那就替换，出版社可以根据这些来保护原作者以及修订者的知识产权，而且这样也可以避免一些会议对时间和费用的浪费。如此修订，还可以解决经费的问题。出版社一方面可以通过新书本身的效益来获得经费，另外还可以申请国家出版基金。如果现在将其交给哪个单位去做，它也得去申请项目拿钱。当然如果修订量比较大，那也可以由出版社找到合适的单位联合去申请相关基金，把它作为科研项目。澎湃新闻：在现行的体制下，似乎学者们对于编辞典、编工具书这种工作并不是特别热心。葛剑雄：编工具书并不一定要一流学者，而是应该有所分工的。比如现在我们讲大数据，首先要把资料放进大数据，编采数据、把数据标准化，就不应该由一流学者来做。再比如说大学培养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有些人适合编工具书，有些人适合做指导工作，那么就应该引导他们往这个方向发展。有些人缺少创意，要叫他写论文不一定能写出好的论文来，但叫他去编辞典或者收集资料，他可以做得很好。比如有些老师课上得很好，科研能力比较差，大学本身也需要这样的老师。要发挥不同的长处，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我们学术界和社会要做好合理的分工，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成熟的学术界是要分流的，将来又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精英。比如理科实验室，也需要合适的人来管理，有些实验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成果。个人也要做好理性的选择，有些人选择编辞典、编工具书，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个人跟社会都理性地选择分工，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另外，出版也是这样，要平衡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有学术效益的关系。国际上有一些很有名的大百科字典，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同时因为它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也有非常高的经济效益。今后编工具书、修订、出版，也要用这个思路。有一些书学术价值高，但是因为太“高”了，比较生僻、小众，那么就需要有政府来协调，国际上也是这样，有一些要依靠政府的补助。一味地让高雅的、艰深的、高端的工具书走市场化道路也是不行的，很多高深的学术项目不是一个机构能完成的，有关部门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个人才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使得各种门类都得到相应的发展。（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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