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考古纪录片《何以中国》已入选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纪录中国”传播工程支持项目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纪录片得到了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高度认可。
该片最重要的主创人员之一、联合总撰稿人周繁文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副主任、考古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考古专业的学术背景加上独到的文笔，让她在这样一部受到广泛关注的纪录片中担任了撰稿的重任。那么，当中有怎样的故事，她和纪录片团队的伙伴们如何共同在考古和大众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紧扣主题 抓住几个重要特点来呈现
周繁文告诉记者，自己接手这个项目是在2021年，是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秦岭老师介绍的。秦老师做的是史前考古，也参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常到自己也参与的英德岩山寨考古工地来，“有一次她来的时候就说起有这个事，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但感觉稿子还是缺一条线来串起来，就问我有没有兴趣，然后就介绍了导演跟我谈。”
“我的专业是战国秦汉考古，导演就说你能不能先写一下这部分。我想，一集就一万字左右，也不难，就写了”，周繁文说，后来又调整了一次，“导演觉得我的文笔比较合适，就过来专门聊了一下。他说你能不能把八集都给写了。我感觉导演很认真，而且也有严文明先生、赵辉老师等做顾问，片子有质量的保证。同时我本身在上《中国古代史（上）》的课，就是从旧石器时期讲到秦汉，本身有一些基础，而且考虑到：诶，能接触到那么多新的材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能够把这些新的成果，新的认识给用到课程上去，就接下来了。其实以前有别的片子找过我，但是我都没有答应。”
她接手的时候，这个片子已经有了不少基础的材料，包括拍摄的画面、约的很多专家写的一些稿子，还有社科院考古所的李新伟老师写的八集的一些基本的内容，“我等于是把这些材料整合到一起，再加入我的一些理解和润色。”
开始写第一集正好是2021年的国庆假期。这一集是秦汉时期，是周繁文的研究方向，所以她写得比较熟练。她说其他部分商周还熟悉一些，但史前部分确实花了很大力气去学习，尤其这几年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写到很多段落都需要拿去给相关考古队的专家老师们审核一下。片子的学术总制片人秦岭老师，包括导演都非常认真，很抠细节。文本从初稿到定稿，作了非常多调整。
她说，片子就是紧扣“何以中国”这个主题，抓住几个重要的特点，包括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怎样形成，以及文字的发展进化，中华文明超长的延续性，等等。“过去我们在文献中看到的‘大一统’的形成更多地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推动，但我们在考古材料中更多地也看到那种自下而上的力量的呈现”，她说，《何以中国》就着力呈现了在中华大地上居住的那些分散的、各自发展的古人类，逐渐向四周扩散，接触、冲突，解决相互之间的关系，交流、融合、凝合在一起的过程。
基于确凿的考古材料展现历史的图景
“何以中国”的第一集为什么从秦汉讲起？周繁文解释，因为以前没有纪录片很完整地去呈现中国的史前时代，可能有一些记录类的，但这个片子的形式是场景复原类的，“考虑到史前与现代人可能有一定距离，加上史前考古相对来说专业门槛要高一点，不像秦汉考古通过大量的文献、历史故事，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史前可能是相对陌生的时代。秦汉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稳定的起点，那么我们从这个往前去追溯，可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此外，创作团队也担心如果从史前时期一路讲下来，会让观众慢慢忘了片子是在说“何以中国”这个事情，而是变成了一种纯粹猎奇式的观看。“其实我们这个片子还是想回答一些问题，解答中国为什么会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各地的人们在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是会认同统一，这里会形成一种那么稳定的人地关系，形成一种独特的情结”，她说。
比如说，秦汉时期广东有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的重要发现。这一段的小标题叫“归心”，也就是说赵佗是通过一种相对和平的手段归到统一政权里去的。这样是为了展现统一的多种模式。此外纪录片也花了笔墨去描写赵佗与身边越人的关系，他对中原文化的思念，“这其实也是我们往前回溯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中国文化里的一种人地关系很稳定的关系是怎样生成。这种乡土情结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比如叶落归根这样的想法，赵佗这里其实是埋了一个伏笔。”
“有些网友可能觉得我们在片子里很多东西没有拍出来”，周繁文说，其实这个片子是基于现有的考古材料。材料能阐释到什么程度，片子也就只能呈现到什么程度，没有见到确凿材料的东西不硬做。比如说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在片中就没有去专门地一一对应。因为那个时代确实没有文字材料，只是今天的研究者进行了一些合理化的推测。所以片子里也就是提一下：在传说中，三皇五帝的谁谁谁曾经生活在这个区域。当然未来如果研究有进展，可以再深入地展现。
考古成果的视觉化转化是最难的部分
周繁文说，《何以中国》是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辅相成，“把其中的成果以公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撰稿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怎样把考古成果进行一种视觉化的转化，“像秦汉的时候，本来我是选了一统、标准化的建立、交通的建设、铁器技术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建立，等等，选了几个大段来展现，包括在考古上看到的一些现象，比如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汉墓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趋同化’倾向。但导演觉得这样讲太过‘宏大’，视觉上又不好呈现，感觉会变成全是拍文物，或者遗址，于是说不如我们选几个人物，从小切口切入。”所以在这一集里，大家能看到解忧公主、能看到赵佗，通过这些具体的人和事，展现一种宏阔的历史图景。
而拍史前有一个难点，就是没有那么多能拿出来讲的人物。“实际上我们不知道那个确切的人是谁，所以我们就会去更多地展现一些群像，抓几个点，比如第二集《摇篮》，我们抓农业，这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抓陶器，解决了炊器的问题，而且它是第一种人工制造的材料；还有如何在自然中生存，比如用火；还有一些精神世界的东西，比如审美”，她说。
这些群像中的人物也没有名字，就是按照考古学文化发现的命名方式，以所在地来命名，比如青塘少女。但会加入一些想象的成分，一些人格化的东西，制作一些特定的场景，比如做陶器的少年，还有农业起源中用捶打方式采集水稻的女性形象，还有人们在夜间行走、用火等的场景。“相对来说我们能达到多严谨就做到多严谨，比如对当时环境的复原，植被，尽量用到我们的孢粉分析、环境考古、植物考古中的一些发现”，她说，“河姆渡的小桥流水式的、很像今天江南的场景，包括里面出现的植物，其实都是有据可查的。”
当然这种视觉化的转化也带来一些遗憾。“铁器的部分我们没有能够展开很多，其实铁器在我的第一稿里面是个浓墨重彩的章节，还有一个就是交通的问题，因为当时在秦汉时期为了把那么大的地域整合在一起，使各地的人、物都能够去通畅地交流，其实是有非常宏大的交通系统的建设，包括我们说的‘蜀道难’，其实在秦汉包括秦汉以前就有一些栈道的建设”，她说，“但这些东西在镜头里很难呈现。铁器呢，存量很多，当时我们技术也是世界领先，但锈迹斑斑的铁器拍出来视觉效果不好。所以交通就保留了直道那一小段，铁器也缩略了很多。”
考古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的本业还是做科研，做教学。但我的习惯是出版学术成果的时候，也会配套出版一本公众普及本，比如我的《长安与罗马》，就是有学术版和普及版两个版本，此外还有《地中海城记》也是先于专著出来的普及版”，周繁文说，“现在公众对考古感兴趣的点还在‘发生了什么’‘看起来很厉害’的这个阶段。其实考古背后的内容是有很多的。我想从我的研究出发，用大家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把他们写出来，传播出去。”
她说，很多考古界的人都会有一种困惑，就是考古研究原来更多地只是在内部传播，甚至很“亲近”的历史学的研究者们往往都不太了解考古研究已经延伸到怎样的程度。所以考古的传播也是想让大家了解考古界在做什么，让考古的成果为其他学科和公众提供更多的知识价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周繁文说，欧洲对文化遗产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他们特别善于用自己的文化资源来创造新的价值，比如我们熟悉的一些时尚大牌，创意的元素，或者说‘再改造’的元素，往往来自于传统的文化资源，把它们变成了当代社会的文化资产，而不仅是文化遗产”，她说，就好比古代的首饰，你都没有阐释、传播出去，很多设计师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没办法再创作、再利用。又比如岩山寨遗址，是不是可以用文旅思路进行开发，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这首先还是需要把考古的基础研究做好。为什么国内的很多文博景点同质化严重，往往还是研究和阐释得不够。她说，考古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对当下，对未来，都是如此。